中国设计师 cndesigner cndesigner.com designer design 设计 设计师 创意 艺术 视觉 设计互动 设计家园 设计在线 设计师博客 设计论坛 设计联盟

荷兰建筑设计大师——库哈斯

　　记者：这样大的项目在西方多不多？

　　库哈斯：不多。不过，我的事务所也做住宅设计，做各种尺度的建筑，你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小，中，大，特大》，对各种尺度我都有兴趣。

　　记者：你在当建筑师之前，当过记者和剧作家，这对你做建筑有什么影响？

　　库哈斯：我还拍过电影。这些经历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美丽的形式，而在我看来，是将建筑与文化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和其他建筑师的差别。我乐意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然后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参与其中，这就是我要做的。
　
　　记者：CCTV新大楼建成之后，你或许会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荷兰人，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

　　库哈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是欧洲人，而且CCTV的方案是群体工作的结果。你看到坐在那里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日本人，他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库哈斯：你知道我当过记者，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关注自己，关注更多的是别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份，我能够在这一年做什么？创造些什么？

　　记者：你对中国出现如此之多的丑陋建筑怎么看？

　　库哈斯：我不关注美与丑，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是如何建起来的。它们有这么多类型，它们记载了历史，这就足够了。历史性是最重要的，我不在乎它们好或坏。

　　记者：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你的建筑将起到什么作用？

　　库哈斯：这是个好问题。建筑在外立面上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比如说建筑的尺度、内涵、塑造空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把纽约世贸中心搬到中国，找一个特殊的地段建起来，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它们还是会很不相同。

　　记者：在你眼中，21世纪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纪？

　　库哈斯：我不太展望未来，有些人假装对未来的50年有一个期待和认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现实已经充满幻想，没有必要去展望未来。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个世纪也许是在这里。

广州歌剧院

　　哈斯与荷兰性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简称OMA）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君像平常一样去鹿特丹的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他看见一张告示，上书：“明天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莫名其妙地被OMA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了一看，大吃一惊，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

　　上面这一幕是诸多围绕库哈斯和他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之一。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件事虽不合常理，但也算不上骇人听闻。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它几乎没有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空间向量上。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却有几乎50％低于海平面。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和洪水斗争的历史，这导致荷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讨论的缺失，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洪水威胁下的荷兰社会中并没有真正的“敌我矛盾”。人人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这种自由，哪怕它会导致一些古怪、不合常规的行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足球大师克鲁伊夫会毫无愧疚地在世界杯前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而在这之后他居然没有被荷兰人民的唾沫淹死。库哈斯正是借用了足球术语“突然死亡”来形容荷兰人的率性而为和反复无常。作为荷兰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也打上了这一烙印。而开头那一幕无疑是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的最好的例子。

　　库哈斯生于1944年。他最初的职业是记者而非建筑师。从19岁开始，他为荷兰的《海牙邮报》主持名为“人、动物和东西”的闲话专栏，并为该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业余时间他和一群朋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在成长阶段，库哈斯深受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也正是在著名的“五月风暴”发生的1968年，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去伦敦学习建筑。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库哈斯是个激进的左派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库哈斯效力的《海牙邮报》是一个右翼刊物，其创办人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少见的。库哈斯本人有一次遭遇街头抗议者纵火，被困在办公楼里险些丧命，这使得他对街头暴力深恶痛绝。库哈斯虽然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的政治立场充其量属于西方社会中间稍偏左的社会民主党。70年代后期他对当时美国的卡特政府表示过赞许之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倾向。库哈斯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地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壤。

　　在库哈斯的建筑思想中，实用主义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羡慕美国式的都市文明，对以纽约曼哈顿摩天楼为代表的稠密、拥挤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风景赞赏有加，认为20世纪正统的建筑史排斥这种新的城市和建筑现象是掩耳盗铃和迂腐的偏见。如果我们注意到纽约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发现和规划建设的（它最早的名字是新阿姆斯特丹，而不是“新约克”），那么库哈斯所谓“拥挤的当代文化”的建筑理论中的荷兰情结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带着这种认识回过头来讨论库哈斯的CCTV新楼方案，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方案本身，而是他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和建筑实践的意义。在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意识形态的讨论几乎已被剔除干净，库哈斯的荷兰式的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全球化和建筑实践追随资本逻辑的做法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