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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莎·弗瑞德曼：大牌时装在走向平庸?

　　在米兰，宴会邀请函满天飞。来参加阿玛尼(Giorgio Armani)在米兰三年展(Triennale)上的时装秀开幕式吧；阿玛尼著名的古根海姆艺术馆(Guggenheim)时装秀终于回到了家乡！来参加在Corso Como街10号举行的MCM宴会吧(仅仅几天之前，比利时另类时装设计师Margiela刚在Corso Como街10号举办了宴会，纪念他的Artisanal系列作品，旧衣重新制作，载入新的历史)，将会有一名音乐节目主持人出席！来参加Malo新店开幕式吧，来庆祝Bally的新书《1851年以来的Bally》(Bally since 1851)出版吧；来庆祝Sergio Rossi设计师埃德蒙多·卡斯蒂略(Edmundo Castillo)乔迁之喜吧。来和普里亚·塔纳(Priya Tanna)干杯吧，她是新杂志《Vogue》印度版的主编。

　　现在，猜一猜这里面哪个最热门？

　　时装品牌全球化扩张的使命

　　如果你的答案是“G”——也就是最后一个，那你就答对了。在萨维尼餐厅(Savini)(它位于Duomo教堂附近美丽长廊的拱顶下)，阿玛尼、法莱提(Alberta Ferretti)、马修·威廉姆森(Matthew Williamson)和山图·范思哲(Santo Versace)举起一杯酒(当然是香槟)，敬向这个女人，她将成为他们进入下一个大型购买群体的通道。如今，没有什么能像新兴市场和全球化(所有那些新顾客！)这样能让这群时尚界人士兴奋了，在其它任何地方，这种情况都无法胜过米兰。这个城市一直对通过塑造品牌进行扩张极感兴趣。然而，人们开始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么做似乎要以牺牲创造力作为代价。

　　打个比方，想想Gucci吧。就大品牌而言，Gucci是最大的品牌之一，在全球拥有几百家商店(今年还计划在印度开新店)。这种理论认为，这类品牌扩张应该不会导致美感的减弱，因为Gucci的顾客是一类特定女性——年轻、巨富、快乐得让人艳羡，她们在全世界都或多或少是以同一形态出现的。不过，话虽如此，如果看到Gucci设计师弗里达·贾尼尼(Frida Giannini)在其秋冬时装秀上推出的斜纹软呢裤裙、饰以金拉链的短款皮夹克、细长裤、飘扬的丝制迷你裙和衬衫而不想到“止痛剂”，还是比较难。

　　贾尼尼表示，她受到了李·米勒(Lee Miller)的启发，米勒是“20世纪40年代的领导性模特兼摄影师”——也就是第一位Gucci女性。你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种影响——略带自卫架势的宝塔状蓬松衣袖、倾斜的领口和百褶短裙，当然最后要以带有人造钻石肩饰、腰带和蓟花图案的黑丝绉纱晚礼服压轴。是很漂亮，却不是那种能让你记住的服装(不像精制的新款Hobo手提包，能让你记忆深刻)。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服装卖不出去。时尚的真谛之一就是，大多数人只是想要一件漂亮裙子穿穿、或者是要一款上好的套装去上班，而不是那些有挑战性的、或者宣扬自己价值理念的服装。信奉这种观念(设计漂亮的服装，不用附带太多思想)是贾尼尼等新一代设计师的一大特点。贾尼尼知道她想穿什么，并不怎么在意她的非目标市场有何看法。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些细长裤、漂亮上衣和一款很酷的短款男式小礼服，会迅速在全球店铺中销售出去。只不过它们同时并未推动时尚。

　　重销售而不是设计理念

　　不过，和贾尼尼一样，许多其他设计师也是这样。在Emporio Armani时装秀上，展示了果汁牛奶冻色彩的礼服和小泡泡迷你裙，有些饰以装饰性蝴蝶结，有些带着很炫的珠边。你能说什么呢？很多衣服都很漂亮(不过那些没有吊带、并且蝴蝶结在胸部颤动的衣服可不好看)，但是，没有一件是成熟的时装。然而，鉴于阿玛尼在时尚界是数一数二的私营奢侈品公司，恐怕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顾客想要什么——不管她是谁、在哪个国家。

　　同时，在MaxMara时装秀上，形势出现了更令人生疑的转变，展示的服装有受军服启发的长大衣(每个人都可以穿一件)、镶满了人造钻石、雪白滚边的长裙(敬而远之)，还有刺眼的蓝色和橙色格子花呢马裤(这么说足矣)。在Salvatore Ferragamo时装秀上，尽是些宽松剪裁的长裤、缀满了珠子的晚礼服、除了奢华、还是奢华。它本是一家鞋店，正努力发展为一个全球品牌。据首席执行官米凯莱·诺尔萨(Michele Norsa)称，公司计划在2008年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其中的思路显然是：如果你有了迷人的鞋子，为什么不穿上迷人的衣服呢？

　　接下来还有Pucci时装秀，设计师马修·威廉姆森开局不俗，使用了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桔红色和紫红色女衫和时髦的夹克衫，不过，很快就沦为印花加水晶饰品加下面有金属装饰的毛皮，对商业而言太过珠光宝器了——如果那些名牌加身、珠光宝器的“bling一族”确实是目标客户的话还差不多。最后，在DAKS时装秀上，只是联手设计师贾尔斯·迪肯(Giles Deacon)再次推出了其奢侈品系列服装，衣服明显更加成熟，有灰色法兰绒紧身窄裙套装(是套装哦！)、有一款画一般的苔绿色银缎子和黑羊毛上衣，漂亮地披在羊毛和天鹅绒长裙上。这是为了品牌向特定顾客迈出的一步，以前根本没有太明确的定位，不过，粗短的编织衣物和粗笨的男式剪裁上衣又有点扰乱主题了。(拜托了伙计，把那愚蠢的头饰去掉吧。那可真像斜翘着的盘子。)

　　时装的意义在哪里？

　　然而，直到Roberto Cavalli时装秀，人们才彻底明白了一名设计师是在把哪种国际观众当成目标——这得多亏在他前排中心站着轻轻拍手的两个人：演员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和摇滚明星史蒂文·泰勒(Steven Tyler)。

　　还能如何解释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风格的回归与银幕礼服的层出不穷呢？翻滚的雪纺绸长裙开到肚脐；白缎子独臂女神装；一款金色的金属片豹纹紧身衣——所有这些又都穿插着凯瑟琳·赫本(Katherine Hepburn)式的旅行装/紧腿裤套装。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可能像是旧式魅力的回归，这些观众的生活中没有红地毯、也没有非洲皇后(译注：《非洲皇后》是1951年的一部电影，也叫《非洲女王号》)，不过，依据斯通的反应来判断，它是完美的。她是他的顾客。也许，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甚至可能是在印度——还有一些像她一样的人。

　　也许说到底，这就是时尚的全部意义：给女人提供能穿着去参加宴会的服饰，以此取悦她们。不过，我不由得想到，发现的意义应该也是如此：穿上一件衣服，看你自己可能会怎样，于是，这就不只是“让我看看价钱”了——而变成了“让我看看我自己”。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 范妮莎·弗瑞德曼(Vanessa Friedman) 徐柳译